司法证明视角下受贿罪死缓量刑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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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1

内容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后,死刑缓期执行逐渐取代死刑立即执行,成为惩处受贿行为最严厉的刑罚方式,并在废除受贿死刑进程中发挥着过渡与协调作用。

死缓作为附属于死刑的刑罚执行方式,在裁量时应首先满足受贿罪死刑情节,并伴有从轻处罚情形。 当下,受贿罪从轻情节的认定具有较为稳定的司法规律,但《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受贿死刑情节的表述不具可操作性,这导致了受贿死缓与其下位刑罚裁量的宽严失据。

司法解释应优化受贿死刑情节并使之易于证明,以期准确地运用死缓判决时最为严重的受贿犯罪进行惩处。   SincetheEighteenthNationalCongressoftheCPC,thedeathsentencewithareprievehassubstitutedtheimmediateexecutionofthedeathsentencea,thereprievesentenceshouldfirstsatisfythecircumstancesofdeathpenalty,,therearesomestablejuridicallawsofidentifyingtheattenuatingcircumstancesinthecrimeofacceptingbribes,butthedeathcircumstancesofacceptingbribesexpresse,,wecanusethedeathsentencewithareprievetopunishthemostseriouscrimesofacceptingbribesaccurately.  关键词:  司法证明/受贿罪/死缓/量刑情节/judicialproof/crimeofacceptingbribes/deathsentencewithareprieve/sentencecircumstances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2-0146-09  由于受贿罪具有经济犯罪、非暴力犯罪的性质,故常有学者提出废除受贿罪死刑的主张①。

然而,仅在2016年,就有35名高官因犯受贿罪而被宣判,受贿总额近15亿元[1]。 在腐败形势依旧严峻的当下,死刑废止的渐进论更具有实践意义。 现阶段,在最为严重的受贿案中,以死缓判决替代死刑立即执行,能够在不直接废除死刑的前提下,大幅降低腐败分子被执行死刑可能性。 量刑实践中,受贿罪死缓裁量标准不清,导致其适用混乱。 刑罚的准确裁量应建立在量刑情节的完善以及量刑事实的准确证明之上。 因此,以量刑证明视角观察受贿罪死缓裁量的优化路径具有一定创新性与实用性。

  一、受贿罪死刑立即执行的限制适用  在“北大法宝”案例与裁判文书数据库,以受贿罪为案由,检索被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的刑事裁定书,共获得十二份②:  据此检索结果,即使是离我们最近的受贿罪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也大约发生在6年前。 虽然北大法宝中的受贿罪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可能并非全本,但结合主流媒体报道,大致可以得出十八大以后鲜有腐败分子因受贿被执行死刑的结论。

当司法人员面对极其严重的受贿行为时,其量刑观念与态度转变极为明显,具体表现为:(见表1)  (一)对特别严重的受贿情节愈发包容  上述被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的受贿案所包含的特别严重情节主要包括:受贿人位高权重、伙同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且为主犯、受贿时间长且次数多、多次索贿、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大部分赃款未能退回、拒不认罪等。

在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受贿案中,具有上述特别严重情节的案件并不鲜见。 例如:在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贾邦强受贿案中,一审法院就指出其具有“多次受贿、拒不认罪”的情节③。

在菏泽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刘贞坚受贿案中,一审法院量刑时指明:“刘贞坚作为地方主要领导干部,主政地方期间大肆卖官敛财、权钱交易,受贿次数多,涉及部门和行贿人员面广,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④在北京京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业务员张奕受贿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拒不供认其受贿事实,无悔罪表现,赃款大部分已挥霍无法追缴”⑤。

甚至在闻清良受贿案的一审判决书中,合议庭概括性地写明:“被告人闻清良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惩处。

”⑥上述四案受贿数额均已远超彼时刑法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且同先前被核准死刑的受贿案具有严重性相当的量刑情节,但仅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缓期执行。

从表象上看,司法对特别严重受贿情节的包容性显著增强,这本质上是因为司法人员对于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愈发慎重,在一定程度上大有弃而不用的趋势。

  (二)对有利于受贿人的从轻情节愈发重视  通过对比上述被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的若干受贿案件及近年来被判处死缓的若干受贿案件,我们发现: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 在讨论李真受贿罪的量刑情节时,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裁定书写道:“李真归案后虽有坦白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但李真罪恶深重,法不容留,应依法判处死刑。 ”⑦又如在评估郑筱萸受贿的量刑情节时,最高法院死刑复核裁定书写道:“郑筱萸虽有坦白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和退出部分犯罪所得的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⑧但近年来,坦白、退赃等酌定从轻情节的作用显著提升。

在郭京毅受贿案中,一审法院已认定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但鉴于郭京毅坦白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部分犯罪、积极退赃,最终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⑨;又如李骥受贿案同样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度,且仅具有坦白同种余罪的情节,法院据此判处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⑩。

更有甚者,在闻清良受贿案中,其行为也满足了受贿罪死刑的标准,法院并未阐明被告人有何从轻处罚情节,仅笼统表述“鉴于本案的具体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11)。 足以见得,纵使被告人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受贿情节特别严重,但只要具备有利于被告人的酌定从轻情节,法院多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再次表明:死刑立即执行在受贿案的刑罚裁量过程中,已被有意地弃而不用。